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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孩子为何渴望劳动阶级的工作?

2020-06-15 关注硬件 8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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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孩子为何渴望劳动阶级的工作?

二○一○年初,哈尔报名了单日的 BAR(「酒精饮料资源」)快捷学程,其中包括一场需要尝出材料为何的考试。我在学程前一晚的活动中遇见他。那时他没什幺信心。「我们几个人昨晚花了点时间研究。我很担心酒谱,因为我得尝出当中的正确比例。我像个狂热分子四处到酒吧尝酒,我是靠风味认识这些酒,而不是凭经典的酒谱,也不是靠实际调酒。」鸡尾酒有其分类,同类酒在材料上比例相近。多数酒保和其他报名学程的人会抄捷径,从鸡尾酒分类下手。但哈尔不然,他靠填鸭背下数十种酒谱。最后他依然通过了考试。

来春,我和哈尔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总馆入口大厅聊天。此地正是一年一度的曼哈顿鸡尾酒经典节开幕式的地点,业界盛会就此展开。我们俩在开幕式上都有工作要做。

这场活动基本上就是个超大型派对,现场有数十个赞助商的摊位,酒保们调製一桶桶的材料,名厨上菜,还有 DJ 大声播放夜店音乐,这些全发生在这个纽约市最安静的室内场所。开幕式前几个月,哈尔开始在各种活动中和强纳森的顾问团「鸡尾酒上师」合作。开幕式当天,他也和强纳森一起调酒。哈尔告诉我,他获选参加由 BAR 的专业酒保开设的五天密集学程。此外,他在随后的鸡尾酒圣会中,也会参加酒保见习学程。我一面恭喜,也一面提醒他见习学程简直就是人间炼狱。见习生得帮研讨会準备调製特色鸡尾酒的材料,不仅要跟研讨会主题相关,而且得使用该场研讨会赞助商的产品。他们得整天东奔西跑,榨汁、準备装饰,调出一批批酒饮。见习生会分身乏术、精疲力竭,就像在酒吧后头不停轮班。

「我知道,他们有说,但我不在乎,我得去学如何能更快速进行酒保工作。只是,我很好奇 BAR 对我会有什幺影响。我的意思是,这个学程对我得到酒保工作来说会有什幺实际作用吗?」

哈尔自问的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答案。当我俩并肩站在会场时,我想到他这一路走来的进步。此时他才刚参加完一场认证,告诉大家他对烈酒与鸡尾酒谱颇有心得,也晓得如何调酒,接着又準备参加第四场测验,还要抄起家伙为蒙特莱昂酒店与法国区一整週的忙碌和活动準备一桶桶的鸡尾酒与冰块。哈尔比先前更接近自己的目标了。不过才一年多,他已从一位鸡尾酒狂粉开始,靠着个人部落格引起大公司注意,透过调酒界的认证学程取得门票、适应业界文化,并且在活动中工作,这些全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自己能以酒保为业。

「我爱死这了,」他环顾整个会场,话里指的并非特定的人事物。

「你爱它哪里?」

「一切。」

我点点头。几分钟后,哈尔上台示範调酒。

对于拥有时尚品味的都会年轻人来说,这些工作场所透露着一股酷味。在他们看来,为了精调鸡尾酒与独一无二的小批次烈酒而走访隐密的酒吧,为了剪出经典髮型与老式刮鬍而前往有如打猎小屋的阳刚理髮店,或者为了购买在地饲育肉品的罕见部位而光顾当地肉舖,这些皆是都市生活的基础。对于个人为休闲所购买或从事的事物具备特定的敏锐度,对于商品製作与服务过程有一定程度的意识与要求,而且又有一定数量的金钱可用于这两者的人来说,他们会在城市的众多选择中,找寻这些新型的都会奢侈。相较于来客更多的运动酒吧、嘈杂夜店、大厂牌酒饮、便宜快剪店,或以保鲜膜封在保丽龙盘上的肉,那些选择代表了有趣、酷、都会性。在这些地方工作想必很酷。

在讨论新经济体系中什幺是「好」与「烂」工作中,「酷」工作占有相当独特的地位。[3]「酷」工作就算同时是份「烂」工作,也拥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特殊光环,足以克服或掩盖其本身的负面条件。[4]

特定产业中的「酷」工作就是比其他产业多,例如文化产业里有明星音乐人、艺术家与时尚设计师,为这事业增添一抹特别的光芒。不过,音乐、艺术与时尚等文化产业的从业者,就算不是一线製作人,而是幕后枯燥行政工作的从业者,依然承认自己的工作有种「体制性的魅力」(institutional charisma)──亦即深植在结构中、令人不得不服的吸引力。[5]

儘管工作枯燥、低薪(或无薪)、低利润(甚至没有利润),他们仍然会因为能自己跟塑造文化的集体努力沾上边,因而认为自己很特别。[6]本书中几种职业所属的产业──夜生活、酒精、理容与造型,以及食物──都算是今日都市中最时髦、人气最高的产业,在都会的时代精神构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7]长久以来,夜店、时尚与精緻餐饮一向代表着魅惑人心的都市生活。然而,从事这些产业的体力劳动者一直要到近期,才能跟都市中的名流精英共享些许关注,让自己也成为独特的精英。[8]

消费者一再对这些从业者说,他们的工作想必很酷,因为做这行要有创造力,而且工作又有趣。消费者亲眼看到从业者为人製作、提供特殊却又实用的商品与服务。他们看到从业者享受工作,也读到生活风格与社交媒体如何以「明星酒保」、「吧厨」、「调酒师」、「蒸馏大师」与「文青」(hipster)等词彙,将这些从业者形容成是各自领域中的明星。在这些体力活摇身一变、提升到新精英阶级的过程中,「酷」这个要素可说举足轻重。人家之所以会追求以此为职志,想必是因为做这行看起来很酷。

「文青」一词在媒体版面四处可见,也渗透到大众对于这些职业的想法。至少「反讽」这个当代文青的特色渗透了这一切。[9]一般人认为,文青把每件事都当成天大的笑话看待。比方说,虽然受过良好教育,出身中产阶级,但文青却会认同廉价啤酒和卡车帽等工人阶级文化的符号,而此举既是为了展现自己的「酷」,也是为了玩起群体内部地位的游戏。「文青」一词经常带有负面意涵:「文青」的次文化角色形象举止既不诚恳,也不可靠。[10]对抱持如此看法的某些人来说,你大学毕业,却决定从事传统上实属工人阶级的工作,穿起老式风格的衣服,从事手作劳务,这种念头本身就是文青文化的缩影。

但是,怀旧之情或许也对这些劳动者与工作场所的「酷」有所贡献。这些工作场所与品牌採用的主题与样式、工作习惯与某些从业人员的外貌,都能唤起一种失落的、更美好的、受人渴切怀想的风格。[11]地下小酒馆与经典旅馆酒吧、禁酒时期的兰姆酒走私、木造打猎小屋与经典理髮椅,以及桌上摆的砧板。手榨果汁、罐式蒸馏、直式剃刀、全只屠体分割。背心与袖环,锁子甲与刀鞘。以怀旧的眼光单独看待这些面向,便能将它们从原本的历史时代抽离,让当代版的它们更显优越。[12]

比方说,超市内以保丽龙盘和保鲜膜封装的牛排,就是比不上由功夫了得的屠夫以旧日手法从吊挂的屠体上现切的部位。让失落的世界重新复临的,正是这些新精英劳动者。

但是,鲜少有人会因为单纯觉得这些工作很酷,便投入其中。虽然浪漫的往昔在他们工作场所的风格中,有时甚至在劳动背后的文化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但为复兴失落的文化而投身这些行业的人,甚至比因为觉得「酷」而从事的人还更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作内容、职业形象与历史关联中的「酷」跟「潮」等因素,对从业者最初会选择从事此行并无影响。他们也不会把大众对其工作内容精髓或核心的想像纳入考虑,而文青的招牌反讽不仅对他们的选择没有影响,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与职业认同中也不具任何地位。

一般人之所以从事特定领域或特定产业中的工作,背后多有常见的社会机制,例如社会地位与名望、家庭影响、教育分流过程,但这些也无法直接套用在他们身上。[13]有些学者主张,中产青年做「烂」工作(例如零售业)是因为身分认同与消费之间的关係,或是因为他们认同店家品牌,想跟自己的朋友与「酷」同事相处。[14]这些解释也无法说明本书所谈的劳动者。那幺,这些劳动者何以会以此为职业,他们又何以不会把从事这种职业视为向下的社会流动?

这些劳动者从事酷工作,但不是因为工作酷,或他们想变酷。对他们来说,从事其中一种酷工作,是他们在寻求工作意义,寻求因工作而受人认可(同时得到消费者与职业社群的认可),寻求一种能安身立命、为自己提供目标的职业的结果。[15]这既是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由、以个人意愿选择职业的表徵,也是他们有能力看出当今城市文化潮流,并且运用这种能力的结果。这些特定职业绝非仅是生活风格的相关工作,从业人员也不认为是「烂」工作。[16]这些职业要求从业者展演文化套路(以职人意识加上理解、沟通特定知识的能力为基础的技巧),而这些套路既能达成提供意义的目标,也能让从业者不会将从事这些工作视为向下的社会流动。一旦决定以此为职,这些劳动者都是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某种召唤或天职。[17]

有好几条路能让他们达到这一步。正如许多主厨是「跌跌撞撞」踏进了自己目前的职业,书中若干劳动者亦然。他们多经历过一段在各种职业中浮浮沉沉的时光,不清楚自己有意追求的职涯,而后才发现现职。[18]对这些曾经的职场飘蕩者来说,有几种原因领着他们踏入了这些领域,例如师父引进门之后反而离不开这个社群,或是发现了支撑着这些职业的奥义。最后,这些劳动者中还有少数人确实欣赏这种酷文化,或是在年轻时便浸润于这些职业的精英版本中,这便让他们有别于时常换工作与转换职业跑道的人。

[3] 我这里提到的是阿内.卡勒伯格(Arne Kalleberg)饱受讚誉的相关主题研究,尤其是他二○一一年的书《好工作,坏工作:美国极化与不安定就业体系的兴起,一九七○年代至二○○○年代》(Good Jobs, Bad Jobs: The Rise of Polarized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s to 2000s)。卡勒伯格在这本书与其他研究中探讨的是:全球化、放鬆管制、知识密集工作兴起、科技创新、服务业扩大,以及从集体问责转向个人主义与个人问责的意识形态转变……这一切的结合是如何导致更严重的工作不稳定性(也就是朝不保夕的劳动环境)、全天候劳动生活,以及工作品质产生的巨大差异(以安全与稳定、保险、自主性,以及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为标準)。
[4] 见Neff and colleagues (2005)对于时尚模特儿与新媒体工作者「酷」工作的研究。
[5] 「体制性魅力」的概念在社会学中有悠久历史。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社会学理论经典中地位稳固。他用「魅力型」(charismatic)来描述三种理想权威类型之一(「传统型」[traditional]与「法理型」[legal-rational,例如官僚机构]则是另外两种;Weber 1947)。魅力型领导人拥有深不见底的感召吸引力,能打乱社会秩序。他们的追随者相信他们内在有种超自然力量,让追随者受到无法解释的吸引。当然,问题在于一旦魅力型领导人死后,集体还能维持多久。韦伯主张,少了神圣力量的来源,该团体若非化为法理型官僚组织,就是消失。虽然韦伯的魅力概念多半应用在领导人身上,但学者也会把这个概念套用在体制上。Shils (1965)主张体制可透过其「角色与规则的阶级体系」(hierarchy of roles and rules)分配魅力(205)。综观Kanter (1972)对乌托邦社群的研究,她始终主张体制性魅力才能解释成员对团体的输诚,而非魅力型领导。Biggart (1989)将这些对魅力的诠释应用在她对直销组织的研究上。她发现,这些营利机构透过体制化的敬畏来确保社会秩序与劳动者的效忠。Chen (2012)在《燃烧人》(Burning Man)一书中的研究显示,就连组织这起醉人艺术活动所不可或缺的例行公事,也都已「魅力化」,亦即因全心投入的成员透过讲述故事而获得意义。最后,Frenette (2013)研究音乐产业的实习生:装信封、影印、端咖啡等长时间乏味工作构成了他们的白天生活,而做节目等有趣工作与晚归又势必在晚上发生,他的研究呈现出实习生在这两者之间的日常摆荡。他的论点是,音乐产业的工作虽然具有高度不稳定的特质,但该产业带动的体制化魅力,却足以让实习生与雇员至少能短时间全心投入这个产业。
[6] 「酷」产业「烂」工作的例子,包括不支薪的唱片公司实习生(Frenette 2013)和录音室助手(Siciliano 2016)。
[7] 见Currid (2007)对于纽约市这些文化产业彼此重叠之处,以及扮演的重要经济角色所做的探讨。
[8] 关于另一个体力劳动工作变得大受欢迎的例子,见Leschziner (2015)所研究的明星厨师。
[9] 「hipster」一词起源于一九四○年代的爵士乐年代,用来指那些很「潮」(hip),也就是音乐与艺术圈的「内行人」(见Hobsbawm 1959)。(「hip」这个字做为「酷」或「内行」的同义词出现,其起源甚至更古老而费解。有好几种解释。)当代「hipster」的用法始于一九九○年代,是指对独立音乐与艺术有兴趣的都市仕绅(gentrifier)。
[10] 关于对「文青」一词的一般性讨论(多半带负面意涵),见Greif et al. (2010)。并见Perry (2013)对于文青运用工人阶级文化做为自我风格的分析,以及Schiermer (2013)对于文青与反讽的理论处理。
[11] 作家柯特.雷利(Kurt Reighley)二○一○年的《美国形象中的美国:后院养鸡、脱衣舞孃与手作苦精:新美国寻根运动田调守则》(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a: Backyard Chickens, Burlesque Beauties, and Handmade Bitters: A Field Guide to the New American Roots Movement)一书中,便纳入全只屠宰、鸡尾酒与烈酒蒸馏,以及男仕理容为例,提到这几个行业有意唤起、视为失落过去的人气概念。
[12] 有关怀旧之情的理论探讨,见Davis (1979)与Wilson (2005)。关于人们如何在各种社会脉络中定义、运用怀旧之情的讨论,见Kasinitz and Hillyard (1995); Milligan (2003);与Ocejo (2010; 2014)。
[13] 关于人们之所以追寻职涯的动机与受到的影响,以此为题的学术着作可谓汗牛充栋。有些研究呈现出早期教育扮演的角色。Lareau (2003)深入研究中上层阶级与工人阶级父母,发现前者如何让孩子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试图陶冶特定的技艺、能力与兴趣。她发现工人阶级父母缺乏这些作为(并见Rivera [2015]对于人们如何获得上层工作的研究)。Willis (1977)在〈劳工阶级的孩子何以从事劳工阶级工作〉(“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这项经典研究中,主张工人阶级的「反学校」(counter-school)文化受到教育体系结构的促成,在结构中扎根,让工人阶级「小伙子」準备好一辈子为低社会地位体力劳动职业付出其劳力。上述这些分析都着重于不同社会阶级背景出身的小孩在学校的表现,而Khan (2010)则主张今天的新型社会与经济精英得天独厚,提倡「在家庭中发展、培养于青少年时期的能力(或者说「惯习」[habitus];Bourdieu 1984)影响了自己选择进入的领域」的看法,并内化、展演之。最后,Judge and Bretz (1992)发现大学生会在符合自己价值取向的组织内找工作,而「价值」则是由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人的关注,以及诚实与公平的程度决定。这些各式各样的机制,代表着影响人们选择自己从事职业的诸多因素中小部分的取样。
[14] 见Besen-Cassino (2014); Gatta (2011);与Pettinger (2005)。并见Misra and Walters (2016)所下的不同结论。
[15] 就社会学而言,「意义」指的是人如何把价值归因于其生活中的各个面向,亦即认为其生活的各个面向充满意义,而这会反映以及/或是影响社会立场与文化观点(Geertz 1974; Mead 1934)。Ross and colleagues (2010)观察劳动意义相关研究概况,识别出学者关注的两个关键议题:劳动意义的来源──尤其是自我、他人、工作环境与精神生活;以及透过什幺机制得以让劳动有意义──例如真实性(authenticity)、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尊、目的、归属感与超越,以及其他文化与人际意义建构。本书里的新型精英劳动者是从上述的几种来源,透过这几种机制,在职涯道路上的各种时间点找到效力各异的意义,但不包括明显的信仰源头与机制(精神生活与超越)。
[16] Besen-Cassino (2014)研究年轻的咖啡店店员,她主张这些年轻人在製作商品时也在「消费劳动」。他们对于自己服务的公司品牌有自我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符合这种劳动的本质。她的研究也是象徵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t)研究方法的典範,在断定一种工作是「好」还是「坏」的时候,是从劳动者的观点来爬梳。这也是我在书中採取的方法。
[17] Wrzesniewski and colleagues (1997)以Robert Bellah及其研究团队在Habits of the Heart (1985)一书中的论证为基础,探讨人与其劳动的三种关係:作为工作(jobs,提供实际收益,额外的意义不多);作为职涯(careers,除了实际收益之外还提供发展的机会,包括更高的社会地位与自尊);以及召唤(callings,提供内在的回报,从跟生活密不可分的劳动中获得满足)。当然,「召唤」的概念有其宗教起源,这点韦伯已经探讨过了(1958; 1963)。有些人感到神「感召」他们投身于特定的劳动。这种神圣的干预会让劳动充满道德重要性。Wrzesniewski和同事谈的是世俗版本的召唤,也就是本身就带有意义与满足感的劳动。「劳动带来个人价值」的直觉,或是(在我看来)从为工作所做的劳动中自我发掘到的魅力(这是我在本章中所主张的)取代了神在召唤人从事社会与道德重要性的劳动时所发出的声音。这几种关係(工作、职涯与召唤)并不互斥,也跟职业无关。易言之,人可能同时在一种职业中感受到这三种关係,而同一种职业对不同人来说或许只是种工作、职涯或是召唤。我得重申,并非所有人都能随心所欲追求某个能为他们带来实际收益与社会地位的发展前景、增进其自尊的职业,或是在自己的劳动中以一种与自我认同交织的方式寻得满足感。书中这些劳动者属于那些够幸运能如此追求的人。
[18] 见Leschziner (2015)对名厨的分析。